
1955年,董希文重走红军长征路,历时半年,在川藏高原的艰苦环境中完成了大量写生。为一个个普通的男女老少塑造肖像,体现了董希文“油画民族化”理念中“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核心精神。
《藏女安秀珍》,董希文没有将她塑造成异域风情的概念符号,而是捕捉到了一个具体生命的内在力量:画中的安秀珍,身着传统藏袍和鲜艳的串珠,黑、白、红、绿的对比色彩构成强烈的视觉张力。她的眼神平静而深邃,直视着观者,透出一种源自高原纯真的坚韧与沉静。
董希文在这幅作品中,将西方写实油画的造型能力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进行了精妙融合:构图中人物姿态自然放松形成一种宁静、庄重的氛围。面部刻画采用概括而饱满的色块,表现出高原紫外线照射下特有的红润肤色,健康而富有生命力。


董希文摆脱了西方油画对光影的过度依赖,大面积的黑色藏袍与白色衣袖形成沉稳基调,红色的领口与艳丽的珠串如点睛之笔,既符合藏地服饰的真实色彩,又暗合了中国传统审美中“以少胜多”的色彩哲学。
董希文将颜料厚堆与薄涂并用,放弃了学院派油画细腻平滑的笔触, 转而使用大刀阔斧、充满力量感的厚涂和刮擦技法。并借鉴中国传统线描的概括性,笔力遒劲,气韵生动。 尤其是在白色衣袖和黑色藏袍的处理上, 笔触的走向与衣褶的结构、人物的动势完全一致, 在塑造体积感的同时,又充满书写的意趣,留下了艺术家情与手的温度。



董希文的写生肖像是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他的《藏女安秀珍》让我们看到那些普通生命的尊严与个性。








欢迎关注公众号,查看往期文章


如需转载,请联系并注明出处


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进程中,董希文先生是一位为中国油画艺术和美术教育做出毕生贡献的艺术大家与名师,他的杰出成就和艺术精神是中国美术的重要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散发出永久的光辉。
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光华溇,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
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金石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埋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种子。先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École des beaux-arts de l'Indochine(原译: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地区的他,用大量的写生和创作探索具有中国艺术表现形式语言的线性油画,《苗女赶场》等表现出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1943年董希文远赴西北大漠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精髓。
1946年他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以朴素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的巨制,如《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五、六十年代他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并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出大量技艺精湛、独树一帜、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如《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班佑河畔高草地》、《山歌》、《边城亚东》、《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鲜明提出“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即“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他所创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的教学中采取“广收博采、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方针,与“因材施教、顺水推舟”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培养出大批视野开阔、风格独具的美术人才。
董希文在他五十八年的短暂生命中为自己所热爱的绘画艺术和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尽可能的努力尝试力图完成心中为自己定下的任务:负起对中国美术应有的一份责任。虽然他没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时间和客观条件没能允许他达到期许的目标,留下许多遗憾,但是他在几十年前所做的努力探索和卓越贡献已经留给后人值得参照的可能。
董希文所创作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作品中,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新刚健的艺术语言传达出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不事张扬的平和外表下有着坚韧的性格,无论顺境或逆境都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的独立人格,他敢为社会担当使命的勇气和“一笔下去负千年重任”的精神,以及谦逊自省、正直不阿、真诚待人的美德都令我们永远深深的怀念、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