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的《边城亚东》 | 民族语言中的人间烟火

董希文 《边城亚东》 布面油画 81x60cm1961年

文/董一沙

1961年的第三次西藏写生之旅，是董希文历经数年的创作环境压抑后，一次摆脱束缚的情感释放。西藏湛蓝的天空，透明的空气，质朴的民风都深深吸引着他。在高原缺氧、地冻天寒条件下的写生创作，展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也展示了他自己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边城亚东》是董希文这次西藏写生的代表作，不仅描绘了喜马拉雅边城的风土样貌，更是其“油画中国风”艺术理想在风景画中的重要实践。

画面中，一条浅土黄色的乡间道路自前景蜿蜒延伸，如游丝般牵引视线深入画面核心，构建了空间的纵深感，道路右侧，十数根插立的经幡杆拔地而起，以简练挺拔的线性造型刺破蓝天，垂直的动势与道路水平的延伸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董希文并未拘泥于经幡的细节描摹，而是以大刀阔斧的笔触捕捉其迎风舒展的神韵，白色布条在苍劲的木杆映衬下，成为连接天地的精神符号。左侧的藏式民居与连绵的青山、错落的木栅栏以及层叠的树林，这种安稳厚重的基调共同构成了边城的烟火气与神圣感。画面这种“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的构图把控，显示出董希文对民族艺术形式的深刻领悟。

色彩语言的革新，也是《边城亚东》具感染力的艺术特质，体现了董希文“不重色彩的光化作用，而重本色”的创作理念。他摒弃了西方印象派对瞬间光影的执着，而汲取敦煌壁画的装饰性色彩智慧，以鲜明洗练的固有色构建画面的精神气质。画面的主色调由极致纯粹的天空蓝、生机盎然的草木绿与温暖厚重的土地黄构成，三色交织碰撞，既精准还原了亚东高原强烈日照下的色彩本相，又赋予画面浓郁的民族审美意蕴。澄澈的蓝天占据画面上半部，云朵以轻盈的白灰色块晕染，山间林木以深浅不一的绿色层叠，其间点缀着秋意的赭红与橙黄，丰富而不杂乱；道路与土地的暖黄色调，与民居的灰褐、木栅栏的深棕形成呼应，让整个画面在冷暖对比中达成和谐统一。这种色彩处理，既保留了油画色彩的厚重感，又融入了中国民间艺术的明快与热烈，是“油画中国风”在色彩层面的生动体现。

笔法的写意性发挥，再次显示董希文融合中西绘画技法的高超造诣。在《边城亚东》中，他打破了油画笔触的单一性，将中国水墨画的“写”意精神融入油画创作中。描绘青山与草地时，采用大笔触的挥扫与铺陈，笔法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如泼墨般，尽显高原山川的壮阔雄浑；刻画民居、木栅栏与经幡杆时，则以精准细腻的线条勾勒，笔笔精到、神气入微，兼具用笔的灵动与严谨；前景的花草与道路的肌理，又以小笔点染皴擦，细节处见功夫。这种“大刀阔斧”与“精雕细琢”的结合，让油画的质感与中国画的气韵完美交融，既展现了西方油画的造型力量，又传递出东方艺术的意境之美。正如他所追求的，这种笔法实践让油画不再是“西洋风”的简单移植，而是真正拥有了“中国人的血液”。

《边城亚东》这幅画超越了单纯的风景记录，成为时代情绪与民族精神的双重载体。画面中边城的宁静祥和、高原的蓬勃生机，以及藏民生活的安然自在。这种对平凡生活、对土地、对人民的细腻温情，证明了董希文艺术创作的多元性——他既能驾驭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也能捕捉普通的人间烟火。

在董希文的艺术生涯中，《边城亚东》等一系列的写生，让我们看到其“油画民族化”探索的纵深，它不仅是记录西藏边城风貌的写生佳作，更是中国油画摆脱西方范式、构建民族风格的重要实践。画作中蕴含的东方智慧、装饰性色彩美学与写意性笔法精神，共同构筑了独具中国气质的油画语言。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幅作品，依然能感受到亚东高原的烈阳与清风，感受到董希文对民族艺术的赤诚之心，而这份跨越时空的艺术力量，正是“油画中国风”永恒的价值所在。

《边城亚东》作品局部：

董希文的两幅油画《边城亚东》和《捻线藏女》正在北京798偏锋画廊“百年一刻”展览展出。

展览汇集王式廓、董希文、沙耆、李骆公、汤小铭、尚扬、倪军、尹朝阳、马轲、宋琨十位跨越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艺术家作品。这场展览不仅是画廊创立20周年的庆典，更是一次对中国油画百年本土化进程的深刻回望与学术梳理。展览试图通过跨越百年的创作切片，回答一个核心命题：中国艺术家如何将油画、版画等外来艺术形式，转化为与自身时代贴切、与自身审美相符的艺术工具和语言。

展览持续至5月24日（已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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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进程中，董希文先生是一位为中国油画艺术和美术教育做出毕生贡献的艺术大家与名师，他的杰出成就和艺术精神是中国美术的重要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散发出永久的光辉。

董希文，1914年端午生于浙江省绍兴县柯桥光华溇，1973年1月8日文革中逝世于北京。

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金石瓷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埋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种子。先后就读于之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杭州艺专、École des beaux-arts de l'Indochine(原译:越南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博众采，学贯中西，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学生时代即长年深入西南边寨下层地区的他，用大量的写生和创作探索具有中国艺术表现形式语言的线性油画，《苗女赶场》等表现出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1943年董希文远赴西北大漠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考察并临摹整理大量古代壁画，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精髓。

1946年他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秘密印制散发大量革命宣传画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董希文以朴素的革命热情讴歌祖国的新生，创作出一大批气度恢宏，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的巨制，如《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五、六十年代他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并先后三次深入川藏牧民地区，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体验生活并写生、创作出大量技艺精湛、独树一帜、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如《大渡河泸定铁索桥》、《班佑河畔高草地》、《山歌》、《边城亚东》、《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董希文在对西方绘画艺术广泛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艺术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寻找中西方绘画的交融点，于五十年代鲜明提出“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自己的气质，自己对于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即“油画中国风”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人灵魂气质的油画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在他所创立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的教学中采取“广收博采、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方针，与“因材施教、顺水推舟”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培养出大批视野开阔、风格独具的美术人才。

董希文在他五十八年的短暂生命中为自己所热爱的绘画艺术和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尽可能的努力尝试力图完成心中为自己定下的任务：负起对中国美术应有的一份责任。虽然他没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时间和客观条件没能允许他达到期许的目标，留下许多遗憾，但是他在几十年前所做的努力探索和卓越贡献已经留给后人值得参照的可能。

董希文所创作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作品中，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新刚健的艺术语言传达出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不事张扬的平和外表下有着坚韧的性格，无论顺境或逆境都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的独立人格，他敢为社会担当使命的勇气和“一笔下去负千年重任”的精神，以及谦逊自省、正直不阿、真诚待人的美德都令我们永远深深的怀念、充满敬意。